历史评价：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富有文化和政治影响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通史——《史记》。然而，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并没有在他的时代得到充分的认可和赞扬。

直到后来，汉代的名家扬雄和班固才开始推崇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扬雄在其著作《法言》中写到：“太史迁，曰实录。”他认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是值得赞扬和推广的，而这种实录精神也应该被历史学家们所遵循。

班固则在《汉书》中撰写了《司马迁传》，对司马迁进行了系统的评论和赞扬。班固认为司马迁具有良史之材，他的实录思想在当时是非常先进和独特的，可以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认可。

司马迁的实录思想是一种把历史当作真实的记录和反映事实真相的历史观。这种观点与传统的史家观点有着很大的不同。在此之前，以司马迁前辈的史家为代表的历史学派主要是关注统治者和上层社会人物的传记，对基层社会和广大民众的生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都没有详细涉及。

然而，司马迁的实录思想充分认识到了底层社会的历史也应该被记录和研究的重要性。这种思想在后来的历史学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和推广，成为中国历史学发展的重要思潮和理念。

正是由于汉代的名家扬雄和班固对司马迁实录精神的肯定和推广，使得司马迁的历史地位得到充分肯定，同时也推动了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和进步。他们的认同和推崇，为后代历史学家们提供了良好的历史遗产和思想基础。迁的史学思想和文笔超群，是中国古代文学的巅峰之作，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柳宗元则更加注重《史记》中的历史价值，强调《史记》精神的传承和发扬，为后世史学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中国史学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明代大儒郑述和朱权分别在《史通》和《资治通鉴考异》中对《史记》进行了详尽解读和考证，为中国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方法。清代学者钱大昕在《太史公精义》中对《史记》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评价，认为司马迁的史学思想对于中国史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现代以来
现代以来，中国史学研究不断创新，出现了众多优秀的历史学家和著作。但是，《史记》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研究中的经典之作，仍然被广泛阅读和研究。从文学价值和历史价值两个方面，司马迁和《史记》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者。同时，司马迁的“不虚美、不隐恶”、“实录”精神也被认为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值得世代传承和发扬。或为风雨雷电，华丽壮阔。而郑樵则认为司马迁的写作方式，是以五体结构为基础的，通过表现人物的身体、心理、言语、行动和环境来塑造人物形象。并且，司马迁注重历史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不偏向一方或一人，而是从多方面对历史事件进行客观分析、深入思考，这也是《史记》成为韩愈作文的样本的原因之一。

同时，宋代文学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古典文化的影响，很多作家也尝试模仿古风，如欧阳修、苏轼等人都尝试过写古文旧体诗和散文。而在元代，曹禺则提出了“文学革命”的概念，主张文学应该更加关注现实生活，揭露社会阴暗面，与古风文化有所区别。这也为后来的文学发展打下了基础。记，列传志事，书所载语，史所不载语。司马迁的《史记》成为中国史学史上的里程碑，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史学巨著之一。它将历史变迁与人物生活、时代风貌、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结合起来，形成多方位的历史图景和人生底景，展现出鲜明的史学风貌和内涵。司马迁以其卓越的史学才华和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在中国史学史上留下了不朽的贡献。》的评价更是高度肯定，认为“其文可以钜观矣”。他觉得《史记》不仅记录了历史，更是蕴含了众多的哲学、道德、政治等方面的思想，可谓是中国文化的瑰宝。

清代学者钱大昕也曾对《史记》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和解读。他认为，《史记》的价值不仅在于历史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更在于其对于中华文化的影响和塑造，其思想更是具有普遍性。他说：“今之完全之学者，皆借史学而论事，其深派之概，始皆自此入观。”

可以说，《史记》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对于历史、文化、哲学等方面的研究、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是一部记录历史的工具书，更是一部中国思想、文化的集大成之作。

司马迁简介： 司马迁的史学理论主张，历史发展的规律是“迁”，即变迁，变迁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前87），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一说山西河津）人，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被后人尊为“史圣”。他最大的贡献是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完成的史学巨著《史记》，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的史学理论主张，历史发展的规律是“迁”，即变迁，变迁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他认为，历史发展是一个自然规律，只有把握好变迁的规律，才能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从而把握历史的发展趋势。